热点资讯2024年TP钱包安卓版的市场反馈与下载趋势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而言，是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举措。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来推进。创新是手段，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目标。那么，究竟如何创新以及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的分报告首先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这一基础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和短板，并提出化解这些矛盾和补短板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以及在尊重金融市场规律基础上的金融精准支持。金融结构改革和金融精准支持是我们分报告的两个关键点，也是总书记所强调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最关键之处，体现在我国作为发展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由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需求特色，以及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也必然存在的金融结构扭曲与短板的改革特色。因此，我国金融创新的内涵也应该体现在需求特色和改革特色上，从需求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精准支持的金融产品创新，从改革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结构改革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而非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标准来讲，中国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有其独特之处，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国作为一个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既存在远离世界前沿的（1）追赶型产业，也存在处于世界前沿的（2）领先型产业，还有迅速接近世界前沿的（3）换道超车型产业，以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4）转进型产业，并且也必须发展虽然目前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对国防与经济安全重要的（5）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在现阶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例如，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英国的22%、德国的20%、法国的23%、意大利的28%、加拿大的20%、日本的23%。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又比如，以换道超车型的独角兽企业为例，有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虽然从数目上中国是美国的1.4倍、从估值上中国是美国的1.7倍，但估值也不到9600亿美元。
上述各种类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又各不相同。相应地，所需的各种产业政策与因势利导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产业政策要准。对应地，所需的金融支持也各不相同，要更加注意尊重金融市场规律，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精准支持。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模仿、改进为主，银行贷款或发债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如是大企业，追赶时首先由银行来支持，通过并购等手段引进学习已有成熟技术。如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对于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创新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尽相同。领先型产业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股票市场。对于转进型企业来说，开发新产品或者是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是银行支持为主。弯道超车型，需要自主创新，此类金融支持方式将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金融方式，等技术、产品成熟后，则可通过上市来解决大规模生产的资金需求并给天使和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或是并购给对此新技术、新产品感兴趣的大公司。对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此类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是靠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补贴研发或国家通过财政进行采购，通过政策性金融提供金融支持。例如，2017年，政策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其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已经达到9.38%，是不小的数目了。因此，除了战略型产业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其余前四类均需市场化。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要强调，金融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
我国的金融业伴随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有供给错配之虑和脱实向虚之忧。例如，我国2018年年末金融业总资产达268.2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6.91万亿占，其占GDP比重达7.68%高出2008年1.94个百分点。2018年的GDP是2008年的2.82倍，但金融业增加值是2008年的3.77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甚至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2016年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数为0.6513，位于第33位，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在统计的232个国家中居于第81位）。如果按照IMF的标准就不能说中国金融体系没有效率——恰恰相反，这种以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视角下的“通过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来测定”的金融效率“太高”了。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发展指数，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0.8675，高于同期韩国的金融机构效率指数的平均值0.8056；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1，等于同期韩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指数的平均值1，tpwallet官网最新版但远高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期的韩国， tp钱包官网下载app安卓版最新版本如1980-1988年韩国金融市场市场效率指数的平均值为0.6974。但为什么大家还普遍感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至少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矛盾。例如，还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发展指数，以“通过个人和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衡量”的金融可及性太差了。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只有0.2707，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6987，也低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3753；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为0.2778，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7557，只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2003相当。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的金融直接消耗系数的测算可知，金融和地产行业是金融高消耗行业，如果金融脱实向虚的话金融资源就只在金融行业内部空转以及被与其密切相关的房地产行业挤占，难以流入制造业和创新创业等实体经济以及农业和民生等薄弱环节。正如徐忠所指出的：“根据林毅夫提出并论证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是否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结构相匹配？在日趋丰富和复杂的金融体系中，钱都去哪了？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小微’、‘三农’等社会薄弱环节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绿色信贷是否足够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等等。在当前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对于这些经济结构变化，以及金融体系与之适应的演进问题更值得关注。”（徐忠，“新时代背景下现代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针对如何发展金融适时避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要以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之下都应该鼓励在监管到位下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科技和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制度创新等。
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总量不足和水平不高，而在于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低下，跟不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脱实向虚。从大的方向上来概括，其症结在于现在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第一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第二次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第三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小微企业升级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这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性矛盾是制约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诱发金融脱实向虚的根源。按照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原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如果金融结构不随发展阶段而调整则会产生第一个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当然，这一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相对比较宏观，也因此影响该金融结构演进的因素有很多，世界各个经济体在整体演进趋势之外还存在很多离散情况。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则相对具体得多，因此也更多源于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具体问题，而非世界性的普遍矛盾。针对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性矛盾，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化解。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由于不考虑结构，学界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谁优谁劣争论了数十年而无定论。作为争论双方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英美金融市场主导论和日德金融中介主导论。事实上，新结构金融学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英美的金融结构以市场为主导、而德日的金融结构以银行为主导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Justin Yifu Lin， Xifang Sun， and Ye Jiang， “Endow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Vol. 16， Issue 2 (May 2013)， pp， 1-14.）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到20 世纪初， 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则自20 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美的主导产业和技术先后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最前沿，适合其产业、技术的金融安排为能大量动员资金、并分散风险的股市直接融资，所以，英、美的金融体系具有市场主导的特征。德国、日本的人均收入则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才达到美国的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主导产业处于世界产业、技术链的内部，相对于处于最前沿的国家，其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较低，所以，企业的融资也相对侧重于银行融资。当然，随着德日经济的发展，其产业和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领先于世界的前沿，所以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高，与最发达国家金融结构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与本国过去的金融结构的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单就美国而言，随着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中的直接融资比例随之不断增大，而间接融资比例不断下降。日本也遵循类似的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变迁而变迁的规律。此外，其实日本的金融结构（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相对于美国而言，也展现出了在追赶阶段随经济发展水平收敛而收敛的趋势。因此，尽管存在其他很多影响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变迁趋势。当然，最优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相对应的最优金融结构的变迁也应循序这样渐进的过程，并且也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Asli Demirgüç-Kunt， Erik Feyen， and Ross Levine， “The Evolving Importance of Banks and Securities Market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27， no. 3 (September 2013)， pp. 476-490.）
中国过去四十年来正快速经历着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从发展阶段上看，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2017年的人均 GDP是1977年的26倍、是1987年的12倍、是1997年的5倍、是2007年的2倍。从经济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完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型，后二十年中国正在进行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型。（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这一点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变迁中可以一目了然。例如，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1980年不到50%，2016年高达95%；相对资本比较密集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比，1985年只有2.82%，1998年上升到27.33%，2016年达到46.9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最新全球创新指数（2019），在129个国家和经济体中，中国的创新指数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中国在专利数量、工业设计、商标数量、创意、高技术出口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创新水平越来越高，对投资和风险管理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对金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内容如前面五类产业所刻画的，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理金融需求也会随之越来越多元化。
从中国社会融资增量结构中可以看到，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002年的91.86%下降到2017年的71.19%，十五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是，2010-2017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平均不足4%。并且，从最近十六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中也可以看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总量虽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但是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更快。这其实是进一步通过间接融资满足经济体迫切的融资需求，强化了债务杠杆，弱化了直接融资。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取向，可能只是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扩展的权宜之计，并非根本之策，甚至与宏观上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冲突，会积累更多的金融风险。因此，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间接融资结构，化解我国融资结构性矛盾。
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如前所述，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因此尽管存在前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但是发展阶段尚未迈入需要美国那样的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于我国。例如，美国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在2017年超过百分之八十，而中国正好相反，间接融资超过百分之八十。尽管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但不可能以美国的水平为参照。然而，纵使如此，我们现阶段间接融资内部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金融体制完全是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结构也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型，间接融资结构变得多元。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53.52%下降到2017年的36.29%，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商银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17.74%上升到2017年的35.46%。但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依然滞后。例如，截止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目的90%，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专利、80%的就业，然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据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左右。在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此外，如前所论述的，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化，投资需求和风险类型也随之多元化。对应地，金融产品也需要随之多元化，然而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产品还相对滞后，存在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在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与风险定价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支持中小银行转型，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化解我国间接融资内部结构性矛盾。